社会责任投资中的定性或积极筛选
  2013-06-17 11:05:02 作者:Jenny 来源: 文字大小:[][][]

    社会责任投资最难以令人理解的方面可能是:定性或积极筛选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客观而严格的事实。我们来再一次回顾历史,以了解这些筛选方法是如何演变的。

    过去,那些研究公司影响的人每次只是从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消费者权利组织会跟踪和公开披露产品安全问题或价格问题;环境保护主义者会研究和揭露企业危害环境的行为;同时,工会则聚焦于工人的权利。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行业则依靠慈善事业或政府提供资助。这使得要想有持续的研究工作变得不太可能。

    基金会和政府通常偏好资助于这样的研究项目:那就是这些项目是否有一个运用所得数据资料来设定行动计划的目标。基金会和政府有自己的目标要求,同时认为给永远不会结束的研究提供持续资助是不合适的。因此,在某一地区的数据收集工作会持续好几年,然后就停止了。这种数据收集方式对于那些需要持续观察和评估的重要基础性研究工作而言,削弱了其潜在的长期作用。例如,一个专注于关心环境问题研究的基金会,将对每一个决策都从环境影响角度来看待。特殊目的基金只关心其主要问题会否妨碍形成一个评价整体影响的综合背景。

    通过收集那些仅从某个角度来研究公司所产生的数据,社会责任投资者将这些线索集中在一起,然后将这些数据全部整合成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档案。

    具有独特视角的投资者们带来了一种对公司更为全局性的关注。你投资的是整个公司,而非它的一部分,因此在评估过程中,你自然会采取比环境倡导组织或工会更为综合的方法。这种全景法,使得投资者从各种各样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机构和公司本身那里能够收集到重要的信息。运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对公司的总体情况作充分的评估。公司社会责任监督机构能够很好地处理特殊问题,但是作为投资者,我们研究公司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影响。

    例如,在美国,环保署命令公司报告某些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情况。其他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大多数国家都为公众提供获得特定的环境影响信息的途径,这些信息使得社会责任分析师能够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观察公司。独立的分析报告一旦发布,就会被编入公司社会责任综合档案。

    在美国,大多数公司会为它们所做的任何慈善捐赠感到自豪,因此它们总是对此大加报道。各种各样的第三方资源会发现这些事件并加以迅速传播。大多数欧洲公司也向社区报告它们的社会责任,但报道没有美国公司那么丰富具体。法律可能会变,但是通过社区监督来审视公司的能力不会发生变化。

    消费者监督团体在绝大多数国家评估产品安全。无论是通过公司的自主回馈、在《消费者报告》上的捧场文章、或是在《巴黎竞赛》头版上的曝光,收集一个公司产品安全性报道的数据都是相对简单的。这提供了一种从消费者角度来审视公司的方法。

    在转向现在定性研究的方法之前,首先回顾一下这个过程的一些基本点。关于研究需要重点牢记的是,信息应该(至少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在没有目标公司的帮助下获得;最好能够获得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的关键数据(这样就可以避免写作风格的影响);相关信息应该给人以显著的洞察力。而当谈及环境、雇佣实践或社区关系时,这似乎像是一个挑战,这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机构最经常遇到的挑战。

    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可靠度高的利益相关者影响的数据不但难以发现,而且难以数量化。某些公司行为,在一种利益相关者看来可能是积极的,但是在另外一种利益相关者看来则可能是消极的,因而使得投资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在利益相悖的情况下,如何衡量利益相关者的相对重要性。

    一些想要的信息很难得到。例如,如果法律没有要求,公司不会保存环境或多样化统计的详细记录,而这些记录可能是有利于社会责任投资产业的。公司能够根据法律将一些信息作为机密不予公开。不过,在我们的公民社会中,哪里专注于维护某类特别利益相关者,哪里就会有更多的数据信息。例如,在工作场所遭受过不公平待遇或偏见的员工,会接触相关法律资源。法律行为是公开披露的,通过搜索法律数据库可以找到集体诉讼的案例。

    通常,公司的供应商不是受保护群体,所以,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公司行为对供应商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可靠数据来源。

    但是,出于对在严重非人道条件下作业的担忧,促进了股东行动、行为准则和公司内部审计的产生。希望这也能够促进产生一些更加持续一致和全面的关于供应商的数据。

    为说明实际运用的定性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依赖于多米尼400社会指数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KLD公司(Kinder,Lydenberg,Domini &Co.,Inc.)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开发出一套体系。研究主要是基于如下信息:

    (1)公众可以得到的信息;

    (2)可以计量的信息;

    (3)对于理解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

    研究的过程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科学得多。在一个公司被选入多米尼400社会指数之前,关于该公司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回答。

    公开可得到的用于社会责任研究的数据之所以存在,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过去犯过错误的总结。在1929年惨烈股灾和大萧条的几年以后,各种新的法律和相应机构纷纷设立,其目的就是保护小投资者免受导致那次股灾的各种市场欺诈和操纵行为的再次危害。1932年以前,公司管理层自由正当地从事看今天被认为是自利交易(self-dealing)或欺诈的各种操作。更为复杂的问题是,经纪人和银行家与公司串谋,共同传播虚假的良好盈利或大额合同报告。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正行为规范被建立起来,同时,于1933年签署了证券法案,并于次年修订,依法设立了联邦性监督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用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这些法律保证了从美国公司可以获得一些无法在国外同行身上获得的数据。

    现在,法律要求公司管理团队保持相当程度的透明性。大部分公开信息要在三个重要报告中披露:对公众的年度报告、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的报告(所谓10-K表)和给投资者关于准备股东年会信息的股东代理权声明。时至今日,将10-K合并到公众能够获得的年度报告的做法是非常常见的了。

    作为美国投资者保护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有权每年审查管理层的薪酬。每年的授权委托声明为股东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这有助于我们审查员工福利。高级管理人员会从退休计划、储蓄计划或者各种包括其他员工在内的奖金计划中获得好处,因此,我们可以审查授权委托声明,并从中发现一些能让公司所有员工获益的项目。例如,如果公司对员工的退休计划[一般是401(k)计划]进行匹配供款,那么该计划会在股东授权委托声明中详细讨论。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人员可以评估此方案,并将其与其他公司的方案相比较。这些数据资料是可以得到和量化的。

    在评估401(k)计划的过程中,KLD搜寻一个可以被认为是公司对员工作出重大承诺的指标水平。数据研究表明:将员工收入的6%用于退休计划则意味着该公司位于KLD公司追踪的最好的8%公司之列。在最好的8%之中则预示着公司已经决定为它的员工准备了退休时的特别奖励计划。作为公司社会责任档案的一部分,计划本身以及其中包含的内容使得该信息非常重要,值得予以重点强调。其他一些例子如下。

    授权委托声明也包括任何现金形式的利润分享奖金,这些奖金的发放范围是某类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员工。此外,这也归功于上面提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在1999年完成的研究中,KLD发现如果过去的两年中,一个现金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向至少50%的员工发放了红利,那么这家公司就位于当年KLD评估的最好的19%的公司之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说明管理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决定:无论何时实现公司目标,大量的员工都会从中受益。同时,这也建立了很强的利益相关者意识,有助于实现公司的各项目标。

    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照片是非常容易找到的。他们经常会在年度报告或股东授权委托声明中出现。如果在董事会中有4位女性或少数族裔(不重复两次计数),那么这家公司就位于1999年KLD评估的最好的13.6%的公司之中。这些信息满足了高质量研究的要求,而且,这一信息是确定的、可计量的和至关重要的。

    通过搜寻各种第三方资源以及非强制要求披露的文件,也能够找到很好的数据资料。各类获奖情况是公司履行对员工承诺的重要第三方证明,像《职业女性》杂志每年会公布那些为女性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公司名单。制造业方面的马可姆·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是一个被广泛宣传的、为表现卓越的公司所非常向往的奖项。KLD公司跟踪的大约10%的公司拥有一项全国公认的奖项,而这样的奖项就公司而言往往意味着一项特殊的优势。

    那么,每一类利益相关者的消极指标都有哪些呢?运用1999年的数据,如果一家美国本土公司的董事会或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对应)中没有任何女性,那么这家公司将位于当年KLD所评级的最差的16%的公司之中。因此,这家公司可能既没有尝试雇用或任命女性管理人员,也没有建立一种女性可以提升到高级管理层的环境。虽然我并不认为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领导团队就不能胜任管理一家公司,但事实上,世界是由两种性别的群体组成的。公司在其领导层中不能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将可能意味着没有采取进取态度,不分性别地来利用最优秀、最聪明的管理团队。同时,这也可能对管理层与普通员工、顾客的关系方面有所启示。

    社区是一类利益相关者,公司一般会披露对其的慈善捐赠。过去三年中将税前利润的1.5%捐赠给慈善机构的公司,将位于KLD最好的8%公司之中。在最好的8%之列,这意味着该公司已经决定融入它所在的社区之中,并且制定了每年都遵循的相关公司政策,同时,这也是需要收集的重要信息。

    举这几个例子,其用意是要说明评价定性问题的方法是如何产生的:标准必须随着时间而变化。新信息从开始可用,直到数据源枯竭了,我们的经验也丰富了。例如,KLD过去常常以20个或者更多的联邦政府指定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场“划定界限”。虽然这个标准的确非常成功,但这却把一些保险公司和银行也包括了进来,因为筛选的目的是发现涉及污染的公司,而通过投资银行兼并危险废弃物填埋场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而,门槛标准要增加到30个或更多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场,在这个水平上,筛选的最终结果与我们筛选的初衷才更为一致。

    股东这类利益相关者最想知道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保护。其中的担忧之一是CEO赚得太多。那么恰当的数目是多少呢?如果占所有公司的前10%是太多的标志,那么支付给CEO的现金门槛标准将不得不逐年提高,因为一些报酬奇高无比的CEO提高了这一门槛水平。尽管这种方法算是可行的,但是CEO收入的不断膨胀,对社会而言算是一种健康苗头吗?在同一公司中,CEO一个人的工资是否应该是中层管理人员工资的20-30倍,最底层员工工资的200倍,或者供应商最底层员工工资的2OOO倍?为了强调这一问题,KLD公司每隔几年就对门槛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仅选一个例子,玩具反斗城公司(Toys“R”Us)前CEO罗伯特·纳卡松(Robert Nakasone),他的薪酬总额经其公司估价有近1110万美元,其中非现金组成部分主要有股票期权组成,其公司估价将近530万美元,相当于一天有2万多美元。公司是玩具生产合同供应商的主要买家,而其供货商的员工一天工资收入也许只有8美元。

    以上的讨论意在说明专业机构是怎样运用确定的、可计量的和重要的信息进行社会责任研究的。仅凭少量偶尔得到的信息既不能确保一家公司能纳入到社会责任投资组合之中,也不能确保能把它排除在外。每一点信息仅是众多的公司文化和承诺指标中的一个。只有在系统地收集各种信息,并运用所得信息对公司进行一一比较之后,才能作出购买公司股票的决定。

    这种方法有一种潜在的好处:通过定性社会筛选,社会责任研究员已经开发出一种评价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强有力工具。而且,日益明显的是这种分析工具以一种深刻且富有揭示性的方法展示了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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